我又想起了“十个没有”——写在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面向群众、干部和广大指战员，用着自豪且坚毅的语言，向外界勾勒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的政治生态：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摩擦饭，意指靠制造和挑动社会纵切矛盾对立，而攫取利益的现象)，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就是著名的“十个没有”。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本质上是群众拥护，打败群众不拥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单单是工作方法、工作路线，更还是群众必须时刻监督，群众必须占据话语权的生动体现。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在那个由蒋氏操弄的道德沦丧、官僚买办四处逢迎的旧中国，就会明白这“十个没有”的分量。在当时的国统区，这十种丑恶现象恰恰是社会的常态;而在延安，丑恶被彻底绝缘。这无异于一种与传统王朝政治、官僚厚黑政治彻底切割的现代国家治理雏形，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时常需要叩问历史：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随时面临军事绞杀与经济封锁的西北一隅，共产党人究竟凭什么，又为何要主动追求这“十个没有”?

这绝非是出于道德上的自我洁癖，更不是为了应对外部舆论而做出的短期政治秀，而是一种高度的“历史主动性”。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政权更迭，本质上往往是利益集团的重新洗牌，终究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洞察了这一历史宿命。他们明白，作风是肌理的表现，一个革命政权如果不能在作风上、在纯洁性上与旧社会划清界限，如果放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么它最终也会被旧社会的引力拉回深渊。

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是不会甘心放弃超然地位的。它们是历史周期律，它们是三座大山，它们是资产阶级法权，它们可以以任何面目登场，但其作威作福，依赖剥削增殖的内核是不会变的。

主动做到“十个没有”，和被动去做“十个没有”是不一样的。主动，意味着是一种自发彻底斩断自身特殊利益、重构权力属性的政治追求。而被动，不是知道自己错了，而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例如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于1948年在上海的“反腐”闹剧。

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朱德总司令与士兵一同排队打饭，“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了无需标榜的常态。当权力不再是变现私利的筹码，而是承载公共意志的公器时，当领导干部接受群众检阅时，旧社会附着于权力之上的贪婪、依附与骄奢，自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阶级基础和生存土壤。

从历史维度上来讲，这“十个没有”在重塑社会生态的同时，完成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启启蒙，其历史价值远远超越了廉政本身。

在以等级剥削制度为基础的一切旧社会中，底层民众在官僚、地主与宗法恶俗的重压下，呈现出的是顺从、麻木，或者盲目的破坏。“十个没有”中所提及的土豪劣绅、娼妓、乞丐、小老婆等现象，本质上是旧制度对阶级、性别和人性进行天罗地网式压迫的具象缩影。

当延安的共产党人以破竹之势涤荡这些污泥浊水时，它给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不仅是生存环境的净化，更是一场深刻的人格解放。

“没有贪官污吏”，意味着公权公器收归于人民群众的手中，谁搞特殊，谁就被抛弃打倒;“没有土豪劣绅”，意味着基层秩序的治理不再存在灰色空间，不再允许道貌岸然的“白手套”成为现实;“没有叫花子”，意味着社会劳动给人以生活的出路，劳动不再是卑微的苟活，不再是逃离“斩杀线”的无奈选择，而是尊严的起点，全体荣誉的共识;“没有娼妓和小老婆”，意味着女性从封建宗法和资本依附中解放出来，拥有了独立的人格…………

人民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在这个崭新的政权里，他们不再是纳粮完税的“草民”，而是拥有独立尊严的主人。这种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彻底激活了千百年来中国底层最庞大的历史创造力。这种对政权的高度认同，构成了后来中国革命与建设最坚实的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这种清朗的政治生态，还构成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最完备的教育闭环。

现代政治学证明，最深刻的思想塑造，从来不是单纯依靠课堂上的理论灌输，而是源于社会整体生态的无声浸润。延安时期，面对成千上万跨越关山、冲破封锁奔赴而来的热血青年，党究竟靠什么洗涤他们身上的旧痕迹，将其锻造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答案正是这“十个没有”。

一个生活在“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借公济私”环境中的青年，他的精神世界是被高度净化的。

在这里，青年不需要钻研厚黑学，不需要看“老油条”的脸色，更看不到旧官场的逢迎拍马，看不到利益分赃的尔虞我诈。他们看到的是官兵一致、是同甘共苦，他们只需要看到和考虑群众的冷暖，只需要为民解忧、为民造福。这种大公无私的政治现实，切断了旧社会青年“升官发财”的功利主义脐带，迫使走入延安的人进行灵魂的重塑。

风云流转，一百零五年后的今天，历史的钟摆早已荡过了风雨如磐的创业期。今天我们重温“十个没有”，绝不是为了在怀旧中寻找心理的自慰，更不是为了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为现实粉饰太平。

在今天，在资本逻辑、市场诱惑与公权力深度交织的复杂场域中，部分领域出现的利益固化、特权思想抬头、乃至个别干部的蜕变，都在侵蚀着党的执政根基。这种从“人民公仆”向“特权阶层”的退化倾向，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历史异化风险。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的任何细微异化，最终都会投射到接班人的培养上。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失去了“十个没有”所代表的政治纯洁性，如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总能在大行其道中获得实质利益，那么我们就无法为下一代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精神滋养，入党但不信党的危险，比任何敌人都可怕。

当部分青年将“进入体制、获得权力”等同于“阶层跃升与利益固化”，当社会上某些错误的风气和价值观蔓延，这无一不在警示我们：一旦接班人的价值观被功利主义和特权思想侵蚀，社会主义事业就面临着在未来被历史抛弃的深层风险。

因此，现在如何在复杂情形下，重新捡起当年那种主动涤荡污浊的历史主动性和政治魄力，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关乎政权合法性与事业传承的生死命题。

重新捡起这种历史主动性，就是要把“十个没有”作为一面明镜、一把尺子。高级干部的作风，是全党全社会的风向标。当年毛泽东同志率先垂范，才带出了延安的一代清风。今天的高级干部，面临的围猎，更需要群众监督的真实有效，和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主动斩断任何形式的隐性利益勾连，坚决向特权思想开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基层戍边战士的动人告白，是基层群众的肺腑之情，更应该是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需要做到的。

重新捡起这种政治魄力，还关系着重新净化接班人的成长土壤。只有重塑社会公平与按劳分配的底线，让青年一代看到，这个时代依然是奋斗者的舞台，仍值得为之挥洒汗水，而不是特权者的温床。唯有做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年人所谓“躺平”，才能让新时代的青年成长为不慕虚荣、真正具有松柏之节的社会主义新人。

“十个没有”是延安窑洞里烛照出的一缕强光，它穿越了八十六年的时光迷雾，带着历史的冷峻，审视着今天的社会现实。它在想什么，只有天知道。

历史从未承诺过任何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享有执政地位。走过一百零五年的中国共产党，正走在强国复兴的关键之路上。唯有以当年延安时期的历史主动性，坚决铲除特权思想的土壤，牢牢系紧人民至上的准绳，听懂那声跨越历史的警铃，才能在时代变局中永远守住民心，锻造出铮铮铁骨的接班人，从容且自信地跳出历史周期律。

祝我党永葆青春活力，愿我党永怀初心使命，期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盼我党尽力尽为解世间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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