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 | 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题图为余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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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

　　毛远新

　　(原稿:2013年12月修订:2026年6月)

　　前言1：前一段时间，闫长贵先生在网上发表了所谓“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真实看法”的文章，许多朋友问我是否属实。我和他是谈过主席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他文中确有一部分是我讲过主席说的话。但是，还有一部分却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某人某事作出的评论文字。他把二者混杂在一起，我讲的是主席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却被他说成是主席对总理的看法，不经我过目同意就发表。我很难对朋友们作出肯定还是否定的答复。

　　我给闫长贵先生打了电话，严肃批评说，我是与你谈过主席对陈独秀、王明两次错误路线的看法，你却从中专挑涉及周总理的内容，不仅参杂了不少你自己的评论文字，还有多处错误，如把主席的话，变成总理的话。特别是还造出这么个奇怪标题，你发表文章的动机就不纯。不经我知道和同意，就以我的名义发表，以后我很难再与你交谈。他一再向我解释并对事前未经我看过和同意就发表表示歉意。

　　为了澄清历史事实，还原我与闫长贵先生谈话的真实内容，也作为对朋友们提问的答复，我起草了《关于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文稿。

　　2013年12月22日

　　前言2：由于朋友给我提供了关于四渡赤水的相关档案资料，我对2013年底的文稿作了部分修订，主要是在文中加入了“笔者注”，其中引用了1935年3月17日18时于鸭溪发出的“万急”电报原文和彭、聂两位老帅的回忆摘录。同时，将文章标题改为《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

　　2026年6月27日

　　1972年5月，中央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会后我去看主席。

　　主席问了会议情况，我作了汇报。当我谈到总理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讲到王明路线时，提到宁都会议，还作了自我批评。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是我们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前六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不大了解，请总理给大家讲一下。”

　　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路线错误造成了惨痛损失。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那个时候，我们党还年青幼稚，太天真了，只有一腔革命热情，以为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纲领下，进行北伐就能打倒军阀。但是，都说要反封建，当触动地主阶级利益时，他们不干了。都说要打倒列强，当触及列强在华利益，触及到买办资产阶级利益时，他们也不干了。北伐打到武汉，蒋介石就翻了脸，向合作者开了杀戒，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革命进步人士被杀害。其实国民党里许多要人，都和帝国主义列强，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共同的阶级立场，怎么能靠他们去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呢?蒋介石的阶级观念可强呢!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不如他。只是他阶级立场完全站错了，站在维护大地主，维护列强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

　　陈独秀是我的老师，他是个好人，有些固执。建党，他的功劳大。那个时候，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家都没有看清国民党右派的本质，陈独秀没看清，我也没看清嘛。我和他有过点分歧，主要是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四一二后，他没有及时吸取教训，一再退让，没有采取武装斗争对付国民党屠杀的路线，造成我党重大损失。我看大革命失败也是件好事，只有跌了跤子，经受过挫折，我们党才能成熟起来。要不是蒋介石动刀子，哪里会想到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武装?蒋介石教会了我们党掌握武装力量的必要性，晓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虽然都失败了，总结吸取了教训，不再去攻打大城市，我主张到农村去用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手握重兵，不放一枪让日本人侵占东北，却调集数十万军队围剿红军。为什么呢?他并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儿皇帝，也不喜欢那些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但同样的阶级立场，他还能容忍。倒是共产党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消灭阶级剥削压迫，他是绝不能容忍的。在他眼里，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危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社会矛盾，本来就是马列主义教给共产党人的法宝，可惜我们没用好，倒是蒋介石的屠刀，使我们弄清了这个道理。这就是反面教员的作用。”

　　主席说：“再一次损失大的路线错误是王明路线。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是总理和王明，中央在上海，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各个苏区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王明说，山沟沟里哪有什么马列主义?还是要按莫斯科的要求，攻占大城市，看不起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来总理来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王明去莫斯科当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提出由博古、洛甫两个年青人担任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得到莫斯科的批准。

　　1932年10月，我和朱老总在作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准备，总理主持的宁都会议上，撤消了我红军政委职务，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帽子大得很呐，却没有军事作战指挥权了。会议决定要我去养病和作地方工作，总理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我就去闽西、赣南搞社会调查。临行前，我对总理说，有什么作战上的问题需要我做，随时通知，我就回来。总理答应说好。但直到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两年多时间从来没有找过我。”

　　主席说：“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也搬到江西苏区来了。他们不作一点调查研究，就指手划脚，指挥一切。临时中央的老爷们趾高气扬，神气得很呐，一个博古，一个洛甫，博古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还来了个德国人李德，据说是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意见，博古、总理他们都听得进，总理是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结果五次反围剿打了败仗，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来了个大搬家。说是北上抗日，其实是逃命，再不走，就要统统被人家吃掉了。”

　　我说：“听说长征开始前，中央原定要把你留在江西，有这个事吗?”主席说：“搞不清楚，我也只是听说过。是总理替我说了话，他说把我丢下影响太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嘛，是他坚持要带上我走。

　　瞿秋白、何叔衡，被丢在了江西，他们牺牲得很壮烈。后来在延安得知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开始以为是国民党造谣，后来证明确实是他写的。这篇文章，是他心里的话，但确实多余。文章被国民党拿来作宣传工具，想从思想上动摇瓦解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同样是牺牲前在敌人监狱中写的文章，方志敏写了《可爱的中国》。一个瞿秋白，一个方志敏，都是我党领导人中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牺牲，都是我党重大损失。他们的文章你读过吗?”

　　我说：“我在小学就读过《可爱的中国》。六八年初你给了我一本中央办公厅打印的《多余的话》，我只简单翻了一下，没有细读。”

　　主席说：“你可以拿《可爱的中国》与《多余的话》作个比较，就显出差别了。方志敏在赣东北亲手组织领导农民暴动，亲手建立苏维埃政权，亲手指挥红军作战，经受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艰苦磨练。瞿秋白长期在城市阁楼上书斋里，主要用笔杆子和敌人战斗，缺乏亲身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缺乏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练，摆脱不了书生秀才的思维方式。”

　　我说：“我会再重新读读《多余的话》。”

　　主席说：“在瑞金，我曾和洛甫在一个小庙里一起住过，相互探讨反围剿作战中的一些问题，他开始认真倾听我的意见了。长征开始，我连到底往哪里去都不清楚，博古、总理、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指挥一切。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我和洛甫交谈，他对三人团的指挥表示非常不满。我因病躺在担架上走，王稼祥负了伤，也躺在担架上走，我就作他的工作，把他也争取过来，这样我就从一票变成三票了。

　　遵义会议是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我主张扩大到军委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得到总理的支持。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面对湘江战役惨痛失败，总理的思想也开始转过来了，在会上作报告时流着眼泪作了检讨，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作战指挥上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洛甫率先批判了三人团的错误。总理的转变，他这一票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我被选入常委，协助他参与军事作战指挥。

　　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吸取了三人团专断军事指挥的教训，所有作战方案须经政治局讨论并举手表决通过，最后由总理拍板确定。在赤水河两侧为北渡长江的作战都失败了，只得东渡赤水返回遵义，虽然在娄山关打了个胜仗，还是被敌人紧紧围着。要不要打打鼓新场，中央产生分歧。我不赞成打，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此仗对突破敌人重重包围的意义不大，反倒有陷敌包围的可能。最后是总理拍板，否定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采纳了我的意见。但是，红军想在川黔一带北上长江的意图，连蒋介石都看得清清楚楚，下一步该怎么走呢?这是总理和我当时主要考虑的问题。”

　　主席说：“遵义西边有个叫鸭溪的地方，鸭子的鸭，溪水的溪。总理找到我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他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说要我来可以，但要给我全权，那种集体讨论表决作战方案的办法利小弊大。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别人不服怎么办?他说他去说服政治局，说服彭德怀和林彪。”

　　(笔者注：当年主席跟我谈话后，我只回去查了贵州地图找到鸭溪位置。多年后经朋友提供资料，我才想明白，遵义会议原定总理仍为军事指挥的总负责人，主席是他的帮助者。总理在鸭溪主动找主席谈话后，由主席取代他成为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并由主席为首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无须再经政治局讨论表决，就可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了。

　　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取消主席军事作战指挥权以来，直到1935年3月17日18时，第一次出现了由主席为首的三人小组联名签发的“万急”命令电报。这是主席成为军事作战全权负责人后，开始了三渡赤水，佯动北上，以调动敌人，再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南下，声北击南的战略行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原文，由主席为首的三人小组签发的第一份命令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各军团：

　　(一)我野战军根据目前敌情及便于转入反攻起见，决于今十七、明十八两晚，由现位置(鸭溪、坛厂、白腊坎、大塘一带)向赤水河东岸之茅台、二郎滩、水口寺、仁怀各渡河点转移，秘密渡过赤水河，寻求机动，消灭敌人。

　　(二)各军团今明两晚之行动方针及路线如下：

　　甲、一军团应于今晚由现位置向坛厂、老路、两河口方向开进......

　　乙、三军团应于今晚由现位置向白腊坎、火烧房方向开进......

　　丙、五、九军团及干部团应于今晚由现位置向大塘、茅台方向开进......

　　(三)军委纵队于明十八日晨由鸭溪向坛厂开进，明晚到达茅台。

　　(四)各军团应于十七、十八两晚切实做好渡河准备，特别是茅台、二郎滩之架桥及渡口警戒，必须于十八日十四时前绝对完成。

　　(五)此电由各军团首长亲自接收，并切实施行。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十七日十八时于鸭溪”

　　这封电令显然是为准备三渡赤水下达的。据《彭德怀自述》中回忆：“十七日，我接到了毛、周、王三人联名签署的电报。”......“这时候我感觉到，军事指挥权已经集中到了毛主席手里。过去那种十几个人开会举手表决、争论不休的现象不见了，命令下达得非常迅速、果断。”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说：“军事指挥权集中到三人小组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在一军团随时可以接到他们的电令，不仅发布及时，而且敌情判断准确，不仅原则明确，而且具体路线也交待得很清楚，使我们打起仗来，方向明确，心中有底。”.....“这种指挥上的高度集中，是红军长征得以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根本保证。”

　　两位老帅的回忆，说明在鸭溪总理找主席的谈话后，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变更，对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以至后来的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最终跳出敌人包围圈的重要意义。)

　　主席说：“后来，有些同志把丢失中央根据地，湘江战役失败的责任都归到李德头上，我看有点冤枉。他不过是个顾问嘛，顾问顾问，顾而问之，你可问可不问，他的意见可听也可不听嘛。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南方的山沟沟里来帮红军打仗，就算他的意见错了，你博古和总理为什么都听他的呢?还是要从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真正吸取经验教训。”

　　我问：“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决定由洛甫担任中央总负责人呢?”

　　主席说：“莫斯科批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博洛二人嘛。西渡赤水后，在扎西进行整顿，洛甫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批判了三人团，博古不行了，由洛甫主持中央工作合情合理，莫斯科是信任他的，后来他与我合作得很好。我这个人在莫斯科是挂了号的，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当时最迫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只有红军仗打顺了，大家才有活路。总理主动提出由我取代他，担任军事作战全权负责人后，我们配合的也很好嘛。”

　　主席说：“这次路线错误，三十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全国的根据地几乎丢光。王明远在莫斯科，临时中央路线的错误，应由博洛负主要责任，军事作战指挥的错误，总理要负主要责任。其实也不能全怪总理，他组织观念强，说是执行王明路线，实际是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棒。莫斯科相去十万八千里，哪里晓得在中国南方山沟沟里的仗，该怎么个打法，只能是瞎指挥嘛。这次错误路线和陈独秀那次不同，我们党已经开始成熟，党内不少同志都提出过不同意见。主要是临时中央的那些老爷们，自己不懂，既不调查研究，又要指挥一切，还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

　　主席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理对我说，张国焘开始对他还毕恭毕敬，后来张国焘问他，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总理说还有三万多，张国焘马上鼻孔朝天，趾高气扬了。其实总理也是夸了海口，实际只有一万多人了。总理的话，提醒我要注意张国焘，果然后来张国焘借着人多势强，和中央闹分裂，最后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与张国焘的矛盾，从党内路线分歧的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同志与他划清了界线，连他最亲近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主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我说，欢迎王明同志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忍不住笑了，问：“你这是褒还是贬呢?”

　　主席也笑了，说：“那，那要看是谁在听喽。他不是说过，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嘛。现在人家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从斯大林那里领了尚方宝剑的。还有康生、陈云，哼哈二将，护驾左右，神气得很呐。那时延安的干部，对莫斯科还是很迷信的。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说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拥护，总理又跑到王明那里去了。

　　我跟总理讲，古往今来，历次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目前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得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岂不是一切服从蒋介石了吗。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他阶级本性决定的，是改变不了的。一切服从他，我们这些人就只有束手待擒，恐怕连脑壳都保不住。

　　我的话总理听不进。开六中全会，我讲了既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全会也作了相应决议。但总理主持的长江局还让位王明，任由他到处乱讲，乱发文章，宣传一切服从的观点。他们办的报纸也只发表我讲话的前一部分，只讲统一战线，后一部分讲党的独立性，他就是不登。当时不只是总理，中央大多数同志都相信王明那一套说教，生怕得罪了国民党，影响了统一战线，会影响抗日大局。我又孤立了。”

　　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原始公社制崩溃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党内许多同志，总是从善良愿望出发，而不是从阶级立场分析出发，看人看事总看表面，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卢沟桥事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一定要搞统一战线。但阶级矛盾虽然转为次要矛盾，却依旧客观存在，所以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我的话许多同志听不进，说你既讲统一又讲独立，岂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同志，你说对了，统一与独立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统一是相对于独立而言，独立又是相对于统一而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从哲学上讲叫辩证法，从历史唯物主义上讲，就是阶级分析。代表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完全统一呢?蒋介石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除非你共产党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那就可能完全统一了。但那样一来，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或者只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了。

　　这场争论，最后还是蒋委员长帮了忙，他策划的皖南事变，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抗日的国军，消灭了抗日的新四军，项英牺牲，叶挺被俘，新四军的主力被蒋委员长吃掉。陈毅就不听这一套，保留下重建新四军的火种。这一桶凉水从头顶泼下来，使大家清醒过来，认识到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有多重要。直到延安整风，才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清除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实际上是折断了莫斯科的指挥棒，党内基本统一了思想，开始走中国自己的路喽。这是延安整风最大的收获。”

　　我说：“王明路线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听说召开七大，你还亲自动员大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

　　主席说：“路线分歧，属于内部矛盾性质，不是敌我矛盾。处理路线分歧，主要在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更多的同志从思想上弄清是非，而不应过多去追究个人责任。何况王明既不在中央苏区，也没参加长征。许多同志，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的火气大，因为部队伤亡损失太大了。我对他们说，无论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犯了多大错误，造成多大损失，在坚持土地革命，用武装斗争方式对付国民党武装镇压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一致的嘛。博古、洛甫、总理和稼祥都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目的是统一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进城以后，总理的功劳大，内政外交，国民经济，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始终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是我们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法宝。乱用这个法宝会造成政策偏差，比如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伤害了一些无辜的同志。但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是对党基本宗旨的背叛，中国党也可能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否定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矛盾，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矛盾，只讲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实质是掩盖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党内走资派的利益，逐渐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最终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人民大众迟早要吃二遍苦呐。”

　　主席揿了一下茶几上的电铃，叫护士长拿来几大本材料。

　　主席说：“我在延安写过九篇文章，你拿去读一下，是专门批判临时中央那些老爷们的。我说他们連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样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却要在那里指挥一切，那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这些文章只在政治局少数同志中传阅过，没有公开发表。”

　　主席要护士长把材料交给我，说：“这是我后来修改过的本子，修改前的老本子在江青那里，你去找她要来，就说是我说的。你把两个本子对照着读。”主席指了指我手中的材料说：“这个本子，读完后退还给我。”

　　回到家中，我认真读了主席的修改本，又去钓鱼台找江青，传达了主席的话，江青把这个老本子给了我。我把两个本子作了对比，在修改本中，把原来点名批判的人，除了博洛，即博古、洛甫，其他人的名字都删去了，某些十分尖锐挖苦的词语也作了些改动。我读完后，把两个本子分别还给了主席和江青。

　　1976年春，主席决定，要江青把她保存的未经修改的老本子交给我保存，我把它锁进了我的保险柜。

　　主席去世后，我被捕被抄家，主席交我保存的所有文件、资料，包括未经修改过的九篇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应该还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