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当年的“妇救会”与“识字班”不？

　　在山东临沂、日照一带的方言中，至今还能听到两个特殊的称呼用来指代妇女——“妇救会”和“识字班”。这两个词汇并非普通的俚语，而是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记忆的“活化石”，记录着沂蒙山区妇女从封建束缚中觉醒、走向社会解放的峥嵘岁月。

　　一、“妇救会”：全体妇女的政治觉醒

　　“妇救会”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建立的最普遍的成年妇女(18/50岁)群众组织。1938年5月至6月间，山东开始有计划地派出干部专门做妇女工作。在沂蒙地区封建思想浓厚、群众基础薄弱的困难条件下，党组织从恢复整理组织入手，建立了各级妇女团体领导机关。1940年8月，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在沂南县青驼寺成立，选举产生执委会，标志着山东妇女运动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

　　妇救会按年龄层级划分会员，而非婚姻状况。1940年山东妇救总会明确规定，“以18岁到50岁的妇女为会员”，分为青年妇女(18-35岁)和成年妇女(35-50岁)两个层级，涵盖“各阶层妇女”。这意味着无论已婚未婚，只要处于这一年龄段，都是妇救会的组织对象。

　　到1940年8月，山东有组织的妇女已达31万人。妇救会成为动员妇女参政参战的枢纽，承担着站岗放哨、查路条、传递情报、拥军支前、做军鞋缝棉衣、动员参军等繁重任务。

　　王换于是典型代表。这位1938年12月入党的沂南县东辛庄村妇救会会长，已是中年已婚妇女，她创办战时托儿所抚养革命后代，还为党保存了《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等重要文件，被誉为“沂蒙母亲”。

　　于明英则是另一位模范。担任沂源县松崮村妇救会会长时，她三个儿子都已长大，先后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军，自己则带领妇女为部队做军鞋、磨军粮。

　　著名的“沂蒙六姐妹”同样是妇救会动员起来的已婚青年妇女典型。1947年孟良崮战役期间，她们组织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烙煎饼、送弹药，展现了妇救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二、“识字班”：从学习组织到未婚女青年的代称

　　与“妇救会”覆盖全体成年妇女不同，“识字班”在沂蒙方言中逐渐演变为对未婚女青年的特定称呼，这是一个有趣的语言演变现象。

　　“识字班”起源于1934年中央苏区的扫盲教育。1939年底，在沂蒙山区核心地带莒南县大店镇(曾是山东省政府驻地。电影《平鹰坟》、电视剧《生万物》取材地)开始试点，随后迅速扩展。1940年12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发战时国民教育方案，广泛开办识字班、夜校。1941年“三八”妇女节，山东妇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开展识字运动。

　　为何变成对未婚少女的称呼?这一演变源于三个因素的叠加：

　　第一，参与主体特征。 识字班按年龄、性别分班，班里大都是妇女和小姑娘。由于未婚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成绩最突出，受到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好评。

　　第二，时间窗口吻合。 女孩一般到十五六岁、出嫁之前参加识字班，这个年龄段正好涵盖未婚女青年的主要时期。一旦出嫁，家务和育儿压力使她们难以持续学习。

　　第三，语言习惯固化。 久而久之，“识字班”从学习组织的名称，习惯演化为对女青年，尤其是未婚少女的代称。相应的男子被称为“小青年”。

　　识字班发展迅猛：1941年3月，沂蒙地区识字班有225处，学员4502人;到1943年，仅莒南县就有520多个识字班，学员1.57万人;1946年4月，全鲁中解放区有5000多个识字班，学员约12万人，几乎达到“村村有识字班”。

　　当时流行的《识字班歌》生动描绘了学习场景：“识字班里真模范，俺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午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各人识字各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

　　还有更活泼的民谣流传：“识字班来扭一扭，惹得青年跟着走。谁要生产当模范，俺就和他握握手。”“识字班来扭呀扭，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同志走。”

　　大店九村的庄乾和回忆，她十五六岁时当识字班班长，每天正午12点哨子一吹，村里六七十名年轻妇女立刻聚到村头上课，老师是《大众日报》的一位编辑。

　　三、相辅相成：妇救会与识字班的历史关联

　　妇救会与识字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由于沂蒙山区妇女大多不识字，看不懂书报，查路条也辨不清真伪，严重影响了妇救会工作。1941年，山东省妇联在“三八”节宣传大纲中发出号召，要求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学文化，建立识字班、识字组。

　　识字班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使她们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妇救会的骨干力量。许多妇女从识字班开始接受新思想，逐步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甚至发展为党员和干部。可以说，识字班是妇救会的“预备学校”，妇救会是识字班的“政治升华”。其实，识字与传播文化是无法分开的，中国在欧美有不少“孔子学院”，设定为汉语言培训班，但是当地反华领导经常挑剔我们在“输出价值观”，也不无道理。

　　总之，“妇救会”和“识字班”这两个称呼，至今仍在临沂、日照等地的中老年人口中偶尔听到。它们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印记，更是沂蒙妇女从蒙昧走向觉醒、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双重见证。

　　“妇救会”称呼代表着全体成年妇女的政治组织化，不分已婚未婚，共同承担起民族解放的重任;“识字班”称呼代表着未婚女青年的文化启蒙，在出嫁前的黄金年龄段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两者共同构成了沂蒙老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完整图景，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方言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