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领悟毛主席的“极而言之”

　　当网上有人散布流言，耸人听闻地声称毛泽东说打核战“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很快就有人查阅档案材料，直接给出了毛主席的原话。那是毛主席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的，实录如下：

　　——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321页)

　　原话一拿出来，那些刻意歪曲，断章取义的诋毁之词就马上没了市场。所有正常思维且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误解毛泽东的讲话用意——不是我们要战争，更不是我们不在乎死人，而是面对“帝国主义硬要打仗”的实际情况，表达一种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核讹诈，坚决斗争到底的态度和决心。

　　讲话中，我们的教员用了“极而言之”这个词，就是说，把问题讲到底，说透了。在教员的著作中，“极而言之”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不仅是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而且是他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向教员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化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眼前的状况，而不考虑它随时会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可能。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暂时的缓和状态就陷入持久和平的幻想中。

　　在考虑事物变化各种可能的趋势时，我们既要考虑它可能向有利方向的变化，也要考虑它可能向不利方向的变化。我们当然要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沉溺在对己有利的自我安慰中，而应该如教员所说——“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这是“极而言之”的一个基本意思。

　　在上述讲话近一年后的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问题。

　　他先讲了第一种可能——“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接着他讲了思维的扩展——“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看，它总是要通过侵略战争来掠夺和霸凌别的国家。既然“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也可能扔原子弹，那就要考虑“最坏的基点”。面对这种最坏的可能，我们该怎么办?毛主席的回答是：“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

　　这里，教员再次用了“极而言之”这个词。

　　这个思维方法与现在人们常说的“底线思维”相通，但其含义更深一层。

　　第一，“极而言之”这个词表达了伟人勇敢面对严峻挑战和险恶处境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说：“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而“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可是，有许多人不敢面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他们宁愿采取鸵鸟态度，把头埋进沙子里，回避严酷的现实。在赫鲁晓夫写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不少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那种惊慌失措的精神状态。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明明知道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而且也知道毛泽东讲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可是他们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敢不敢面对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的态度上，考验出真正的英雄革命者与懦弱的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的回答干脆而坚定——“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那就“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毛主席与懦弱的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交锋后来成为中苏论战中的一大议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五评)。

　　第二，“极而言之”蕴含着伟人思维方法中的辩证法：在运动中把握事物，任何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把问题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就是要分析和把握造成这种情况所需的条件，同时找到避免这种情况，并促使事物向有利方向转化的条件。换言之，把基点放在最坏可能性上所做的充分准备，正是为赢得最好结果创造有利条件。

　　毛主席在几次局势紧张时都说过，你越是不怕，而且做足准备，让对方看到你不惧怕、准备打的决心，对方反而不敢打。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美国与苏联南北军事压力的严峻局面，甚至几次出现核威胁的危急情况，毛主席的态度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基点上。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主席用极大的精力搞三线建设，尽快把当时处于苏联或美国导弹核武器打击范围内的东北和沿海地区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部地区。他说，“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中国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他说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不把这件事情办好，他“就一天也睡不好觉”。

　　在毛主席的亲自推动下，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两基(攀枝花、酒泉生产基地)、一片(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的战略布局，建设了独立的战略后方基地和一个合理分布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己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

　　在伟人过世后，有人以战争并未发生为由，指责当初的三线建设决策是过高估计战争风险的“误判”，由此大规模搬迁造成损失是“得不偿失”。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庸人之见。试想，如果没有做好那样充分的准备，中国有昂首挺胸面对战争威胁和核讹诈的底气吗?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工业布局，一旦爆发战争，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完全瘫痪状态，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情景!正如不少学者著文所指出的，敌人之所以未敢入侵，恰恰是因为中国人民做了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严阵以待，使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结果。

　　还应该指出，毛主席在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时，也考虑到了战争可能不发生的情况。他说：“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我们本来就是作两手准备的”。三线建设修补了原来的工业不合理布局，特别是在原本十分落后的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建设起一个可以支撑后继开发的成系统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本世纪启动的西部大开发，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可以说，没有当初建立的合理分布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腾飞。

　　第三，毛主席之所以敢于做“极而言之”的思考是因为有必胜的信念。毛主席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作为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他坚信人民的事业必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即使有“极而言之”那样的艰难险阻，最终也会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相反，代表反动势力的一方，他们是没法运用“极而言之”这种思维方法的，因为他们的“极而言之”就是面临无可逃避的失败。正如伟人所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信念上，毛主席提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极而言之”就体现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把所有可能的困难和风险都考虑充分;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坚定信念上，无论眼前有多大困难，都坚信人民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拿他在莫斯科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来看，极而言之，真的打起来，打了核战争，结果会怎样呢?毛主席毫不迟疑地答道：“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毛主席在每一次做了“极而言之”的评论之后，最后总会落实到一点：“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直到晚年，为了保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自己身后不会夭折，他准备付出自己最后的全部心血，甚至极而言之——“准备跌得粉碎”，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变乱交织的极其复杂的国际局势，是不是可以从我们伟大的教员这种“极而言之”的思维方法中得到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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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这篇文章后，读到了教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388页)。那是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内战之际。面对国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面，毛泽东做了一个“极而言之”的论述。

　　他说：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什么叫“准备吃亏”呢?就是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全部列出来。教员接下去列出的困难有17条之多。其中，有几条听起来令人震惊，他甚至设想到大量军队被消灭——打掉一半。

　　他说：“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他还设想到“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他甚至设想到“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读读教员的这些话，是不是跟他在那个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很像，同样的风格——“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说这些“准备吃亏”的事，不是在悲叹困难之大，而是在表达一种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的无所畏惧的态度。

　　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在这种“极而言之”的精神准备下，他接着分析了各种因素，彰显了必胜的信念。他讲了八条，其中主要是：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事实怎么样?在短短几年里，就把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几百万部队打垮了，把反动派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这就是教员“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做好充分准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扭转乾坤，赢得的最好的结果。

　　正如教员一再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