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宗：忆钱学森先生的三次教诲

　　1955年钱学森归国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后来常听老师说起“三钱”的故事(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的业绩和情怀令同学们非常敬佩。在我梦想当科学家的中学时代，钱学森与华罗庚是我心目中的两位超级偶像。1962年高考报名期间，华罗庚给各地高中毕业生的多场巡回演讲，吸引了不少怀揣科学梦想的中学生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也有幸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8月底报名入学时，我认识了与我同乘22次列车赴京又同班的苏州高中考生查传康。我们二人在寝室里一番交谈后，约定下午到学校办公楼去看看心中的偶像钱学森先生与华罗庚先生。

　　我们二人蹑手蹑脚进入大楼二层，发现走廊里空寂无人，于是轻步前行。突然，我们看到一个房间门上有校长办公室的标记，便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从半掩的房门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位戴着眼镜，坐在窗前书桌旁边抽烟边看书的长者。定神一看，不禁一怔，这不是我们一直心仪的科学偶像华罗庚先生吗?不料我俩的说话声惊动了华先生，抬头见到我俩后，有些跛足的华先生，一脚高一脚低地向房门走来。幼稚的我俩惊恐得立即转身跑到楼梯口，反身向后看时，见站在房门口的华先生也正向我们张望。虽是匆忙的一瞥，却是我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既兴奋又遗憾，遗憾的是未能见着另一位心中的偶像钱学森先生。

　　一、现身说法，大师示范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于北京，中国科学院京区百分之六十的科学家都在学校任教。除钱学森与华罗庚之外，还有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赵九章，杰出数学家吴文俊、冯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科专业围绕“两弹一星”而设置，实行全院办学(指中国科学院)、所系结合的办学理念，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任校长，研究所所长兼任系主任，实行基础厚实、理工结合的培养方针。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一方面，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要求很高，有“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作为首都民兵师的一支，学生要经常参加军训，组成国庆节首都民兵师游行队伍中的无后坐力炮方阵。另一方面，学校虽是5年学制，但因学业要求堪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六年学制，加上一流科学家非凡的学科专业水平和高标准严要求，当年中学里顶尖的优等生，大多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名校生之失落感。德智体如何协调发展?红与专如何相互促进?学业上如何摆脱眼高手低的状况?是绝大多数学生面临的紧迫课题。

　　1963年秋高气爽的一天，钱学森先生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礼堂，面向翘首以盼的学生们发表了演讲。容纳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人带了笔记本边听边记。六十二年过去，钱先生演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演讲的精彩内容也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一是要苦练基本功。钱先生说：“大家想献身科技领域当科学家，为祖国做贡献，就要先打好基础，十年磨一剑。在校5年要全力以赴，潜心学习钻研，不能谈恋爱。不仅在校5年如此，毕业后5年也仍是基本功训练的关键时期，不能放松，最好也不要谈恋爱。我到36岁才结婚，一点也不觉得晚。”

　　这是钱先生的经验之谈和切身体会。后来知道，钱先生求学期间曾3次学习高等数学：高中已学微积分，大学进一步深入学习掌握，出国读研究生时又学习数理方程、群论等数学方法。扎实的数学功底使钱先生与力学大师冯·卡门导师的配合相得益彰，互相成就。钱先生的博士论文高瞻远瞩，一举跻身科学前沿，并获得航空与应用数学两个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冯·卡门-钱学森公式”，不仅树立了空气动力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成为设计制造先进航空器的计算方法。钱先生一生七次成功转换专业方向，其中包括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水力学等新方向。到晚年时，钱先生仍对许多科技前沿进展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与独特的领悟力，这无一不是其青少年时代深厚扎实的训练与过硬基本功的丰厚回报。

　　二是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导科学研究。钱先生的演讲非常关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科技工作者不仅要重视科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而且要善于总结科学研究的经验，并将经验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和哲学认识论的水平。他说自己曾在美国总结了一些科学研究经验，回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现自己在美国总结的科学研究经验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比自己的总结高明得多。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座的学生，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即辩证唯物主义——并用以指导科学研究。后来我阅读了《钱学森文集》，发现书中果然处处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钱先生现身说法倡导科技工作者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专业训练方面来说，我认识到钱学森作为世界级大科学家，其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扎实的科学基本功和非凡的科学才华，而且还源于正确哲学认识论的滋养，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对科技创新与哲学关系认识的提升，甚至改变了我对学科专业方向的选择。后来我转行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认识到钱学森以及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苏步青等一代杰出科学前辈，几乎全部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科技哲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思想文化宝库。若干年前，我在研究中外杰出科学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哲学思维：无形而巨大的科技创新资源》一文，并发表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9期)。

　　三是钱先生演讲中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感，深深感染了在场的青年学子。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大量涌入的局面，使许多国人心生自卑，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谬论。钱先生在中国科技全面落后的条件下，在力学领域异军突起，跻身前沿，引领世界学术潮流。一方面，他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经济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其成就成为震惊世界的一支响箭。钱先生充满自豪与民族自信的精神风貌贯穿了整场演讲，对台下习惯了在自然科学教材与专著中看到西方科学家肖像的年轻大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若干年后，不少年轻听众在科技领域大展宏图，都受到了钱学森不朽业绩与精神品格的独特影响。

　　听完钱先生热情洋溢、高屋建瓴的演讲，如在雾中摸索的我豁然开朗，内心的焦虑和疑惑顿时消解大半，我从此懂得科学之路绝不可能一步登天，而是其路漫漫的马拉松;我也明白了思想政治修养与专业学习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二者之间一个极好的结合点。我还高兴地意识到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毫不逊色于西方科学家。听完演讲，我似乎从精神上得到鼓舞，开始成熟起来。

　　二、好处说好，短处指短

　　1981年夏初，我即将从复旦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际，又有幸得到钱学森先生的亲切教诲。

　　因为是改革开放后首届毕业硕士研究生，所学又是新兴的需求旺盛的学科专业，可以选择的地点与高校非常多，北京、上海、南京不少单位皆可以去，但我却选中了组建不久、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今国防科技大学)。虽然学校和地点在当时均非热门，但因是军校，我还是内心十分忐忑，不知能否被接纳。情急之下，我想到了求助钱学森先生，他当时兼职于国防科工委(今国家国防科工局)，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主管部门。于是，我冒昧写信给钱先生，并附上刚发表于《复旦学报》的一篇论文。

　　过了两个星期，我喜出望外地收到钱先生的亲笔回信(如图1所示)，展信拜读，喜忧交加。喜的是钱先生热情洋溢地鼓励我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并说“很高兴能认得您这样一位年不到四十岁的有志于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忧的是钱先生只字未提我能否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工作。此外，钱先生信中的一句话也引发我深深地思考：“对西方的学者不要那样‘敬畏’。”当时，国内科技哲学界受大量引入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及其作者的影响，我自然也不例外，在寄给钱先生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并习惯在作者名字之前冠以“著名”“杰出”等赞语。我习于这样的文化潮流而不自知，但在博大精深而富于民族自信自豪的钱学森看来就有一些刺眼，所以在回信中提醒我不要那样敬畏西方科技哲学学者，同时一如既往地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工作。四十多年来，钱先生的谆谆教诲始终警醒和激励着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我也将他的精神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

　　令我感激不尽的是，在钱先生的推荐下，我于1981年成功入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的一名教员。

　　三、三篇文章，学教有方

　　钱先生对我的第三次教诲，是关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独到见解，使我茅塞顿开，认识到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方向与具体路径。与前两次直接的教诲不同，这是一次间接的教诲。

　　1983年，是我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当教员的第三年，我担任了硕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与博士研究生的“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生们求知欲强烈，学习认真刻苦，也非常喜爱这两门课程。一些富于学术理想的研究生，还经常与我探讨如何提升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其实我对这一问题也缺乏深刻真切的见解，只能列举中外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案例来引导学生。正在此时，学校传达了钱学森关于研究生业务素质培养的讲话。钱先生指出，一名优秀的毕业研究生应该具备写好三篇文章的能力：一是专业论文，可反映学术水平;二是自然辩证法论文，可检验哲学思维能力;三是科普文章，需兼备知识的广博和写作的才能。如果上述三篇文章都能写好，必定是一名业务素质优秀的研究生，毕业后的业务适应能力和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钱先生关于优秀研究生业务标准的简明精辟的见解，使我豁然开朗。于是，我立即将这样的目标落实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我与刘建统教员一起商议了一个课程考试办法，将惯常的闭卷考试改为论文考核。撰写“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的流程是：每一位研究生需要与专业导师商定一个论文题目及大纲，题目及大纲必须兼顾专业与自然辩证法两个方面，然后再与自然辩证法老师确认。

　　这样做虽然增加了教员与学员的工作量，但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大大调动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行这样的考试办法后，许多研究生写出了相当出色的课程论文。有的研究生将本来相互割裂的三者——学科专业、哲学思维与写作能力——融于一文，令人赞叹。

　　四、结语

　　钱学森先生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非凡的国防科技战略帅才与杰出的教育大师，无愧是中国科技教育界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颗巨星。我有幸在钱先生参与创办的两所名校读书工作数十年，钱先生的思想、精神与知识才华，对我从一个幼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军校教员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在钱先生归国7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一次深切缅怀钱学森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当年其所给予的巨大帮助，让我始终怀抱感激之情。我也将继续以钱先生的不朽业绩、高尚人格与伟大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勤勉努力，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传播钱先生的成才历程、研究方法与哲学思想。在此谨赋七绝一首，献给远去的钱学森先生：

　　青青幼树弱枝轻，幸遇名师付匠心。

　　终是微材无以报，潜心一志作园丁。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军事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