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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2023年10月至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焦土战争，迫使数以万计的人背井离乡，也让这片土地上的农村社区、生态系统、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陷入全面危机。然而，战火之外，另一场悄无声息的“种子围猎”同样值得警惕。
黎巴嫩的本地原生种子，当地人称之为“巴拉迪”，原本由农民世代自留，并在彼此之间通过以物换物自由流通。它不仅是种子，更代表了一种区别于工业化农业的有机耕作方式——无需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杂交种，不必依赖农化企业的化肥和农药，对土壤和生态系统也更为友好。然而如今，这些种子既在战火中面临流失风险，也在黎巴嫩推进种子商品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逐步从农民手中流向种子公司，尤其是跨国农业巨头。
2025年，黎巴嫩农业部发布的“种子法”草案，对农民的自主权和本国食物主权构成严重威胁。草案规定，凡是从事种子和种苗生产、繁殖、留种、包装、运输、储藏或分销的单位或个人，均须先行送检，并每六年向政府登记一次，违者将面临罚款乃至监禁。这无疑大幅抬高了农民留种和换种的经济成本与行政负担。即便草案最终未能严格落地，单是潜在惩罚的威慑，也足以让许多农民对留种和交换望而却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草案针对杂交种子设定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标准，几乎将所有传家宝种子和传统地方品种排除在登记体系之外。
从全球经验来看，种子法的修改往往受贸易自由化驱动，而具体推动立法的，通常是本国的种子公司和相关游说团体。黎巴嫩本土种子公司向农民描绘了“合同农业”的美好图景，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农民变为替跨国公司种植杂交种子的零工——在自家土地上沦为雇工，从投入品采购到农事安排，皆须听命于公司。
这份“种子法”草案的登记要求，真正实现的转变在于：将种子从社群共同管理的传统，交予跨国巨头全面掌控;将农民从自主耕作推向工业化农业模式，使其暴露在进口种子、化肥和农药价格波动的风险之下;最终，将黎巴嫩的种子主权与食物主权拱手让人。
作者|Yara El Murr(资深记者、编辑及纪录片导演，专注于环境议题与基层运动领域，《The Public》杂志的特约撰稿人)、Julia Choucair Vizoso(阿拉伯改革倡议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负责统筹该组织食物主权研究议程，《公共源》(The Public Source)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及编辑)
扎伊娜布和阿里·马赫迪是一对来自黎巴嫩纳古拉(Naqoura)的兄妹，家里世代务农。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照料土地，在农场里打理百年橄榄树、果园和菜地，还要养蜂。他们在海边公路旁摆摊卖水果蔬菜，摊位就在父亲当年种下的一棵松树下。在家里，他们晒干草药，用洋甘菊、迷迭香、天竺葵等香草蒸馏出玫瑰水和其他香露，也做番茄酱、石榴糖蜜之类的慕内(mouneh，传统腌制/储藏食品)。
51岁的扎伊娜布说：“这条道路，是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的。我从小就知道，父母是靠种地、照料果园为生的农民，我也一直跟着他们干活。”
如今，马赫迪一家正奋力守护自己的家庭农场，对抗两大敌人：一是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南部土地和人民发动的焦土战争，二是官僚体系对传统留种方式更隐蔽的打压。这场多线作战，正威胁着整个社区的存续、生态系统的健康、黎巴嫩的粮食安全，也威胁着像马赫迪一家这样的农民的生计。
扎伊娜布在豪什村“苏尔种子”计划的田地里劳作
扎伊娜布说：“如果不种地，我们就活不下去。这片地，我们必须一直种下去，一直靠它产出。不然，我们没法过日子。”
2024年4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开战已七个月，持续的轰炸迫使马赫迪家族大部分人离开了自家的土地。扎伊娜布和阿里沿海北上，逃难到苏尔(Sour)。起初，扎伊娜布每天都回纳古拉，照料并采收还在地里的作物：生菜、卷心菜、花椰菜、豌豆、蚕豆、西兰花、洋葱和各种草药。回到苏尔，她把能卖的蔬菜卖掉，剩下的送给其他流离失所的家庭。
2024年5月，以色列军队开始向村里所有露面的人开火。扎伊娜布的父亲艾哈迈德·优素福·马赫迪今年八月就满九十岁了，他恳求女儿别再去纳古拉：“我不想再要纳古拉的地了，你每天出门，我都揪着心等你回来。算了吧，就留在这儿吧。”
她留了下来。2024年6月11日，以色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夺走了她另一位兄弟萨利赫·马赫迪的生命。萨利赫在纳古拉的公共水务部门工作，一直不肯离开。遇袭时，他正骑着摩托车给留下的居民送水。
马赫迪家的土地熬过了战争，却没能熬过那份所谓的“停火”协议。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黎巴嫩政府统计，从2024年11月到2026年2月，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超过15400次。扎伊娜布、阿里和成千上万的南部居民因此无法返回自己的土地。3月，在美以对伊朗开战期间，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导致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2024年11月27日达成的所谓停火协议，规定以军须在60天内撤军。在这期间，以色列士兵进入纳古拉，把一切都夷为平地：数百棵橄榄树、鳄梨树和坚果树被毁，房屋、围栏和庄稼被毁，就连父亲耗费毕生心血积攒下来的灌溉设施与农业设备也未能幸免。
“一棵树都没留下”，扎伊娜布说：“我们有些橄榄树已经长了一百多年(阿里说那些树已经有300年了)。”以军甚至连表土都推平了，阿里说：“不只是推到邻居的地里，而是一直推到了邻居的邻居家地里。”
坚韧的种子
这场残酷的战争造成了许多损失，其中就包括马赫迪家世代悉心保存、传给扎伊娜布和阿里的传家种子。
不过，“苏尔种子”计划让扎伊娜布得到了一丝慰藉，这个项目由苏尔市政联盟(Union of Tyre Municipalities)发起，如今安置着包括她家在内的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
“苏尔种子”计划最初是为了帮助流离失所的女性谋生。但它也在努力解决一个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本地原生种子巴拉迪(baladi)的流失。baladi这个词含义很丰富，可以指本土、原生，或源自这片土地的事物。但农民更常用它来区分自由授粉的种子和杂交种子，后者是人工杂交培育出来的，专门为了获得某些特定性状——通常是市场所看重的性状，比如耐运输、大小均匀。
扎伊娜布展示她保存在冰箱里的种子和干豆
由于杂交品种不能保持稳定遗传，也就是种出来的作物会和原来的不一样，所以农民没法把种子留到来年再种。他们每个种植季都得重新买种子，而且大多得向那些大公司买，这些公司不仅垄断定价，对农民本身的控制也越来越强。
扎伊娜布向来对种子很有讲究。比起进口的杂交品种，她更喜欢本地原生的巴拉迪种子，也尽量不从大经销商那里购买。战前，她七成的作物都用自己留的种子种出来，其余的就找当地农户、苗圃或农资店买。她自己不卖种子，但常送给附近的农户。她还自制肥料和堆肥，这样既省钱，也是在延续父亲教她的有机耕作方式。
黎巴嫩的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扎伊娜布这样的挑选余地。农业生态学家哈宁·阿卜杜拉通过当地社会与环境组织马达(Mada)与黎巴嫩北方的农民合作。据她介绍，在阿卡尔(Akkar)，农民很难找到本地原生的巴拉迪种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尔种子”计划开始建立自己的巴拉迪种子库，再把种子分发给南部各地的小农户。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保存种子、防止种子灭绝来实现食物主权，从而增强我们坚守这片土地的力量。”苏尔市政联盟灾害风险管理部门(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Unit)负责人穆尔塔达·姆汉纳说。该部门与马赫迪一家共同运营着“苏尔种子”计划。
如今，就连扎伊娜布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重新攒起自己的种子库。她在1月份告诉我们：“我不想说以色列毁掉了一切，但我们确实得费好大劲，才能找到足够的巴拉迪种子，让我们能重新扎扎实实地开始。”
扎伊娜布在“苏尔种子”计划收到的第一批种子，来自“黎巴嫩农业运动组织”(Agrimovement)，这个组织通过向农民分发巴拉迪种子来推动食物主权。两年后，扎伊娜布已经能带领5到15名农民(具体人数视季节而定)，并自豪地实现了种子的自给自足。
“苏尔种子”计划把一块荒废的土地交给了当地小农户和市政工作人员打理。这块地当时到处是旧轮胎、建筑废料，还有成堆的垃圾。扎伊娜布回忆说，“就像个垃圾填埋场”。但大家齐心协力，把这片10杜纳姆(约2.5英亩)的地，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有机农场，种着生菜、红白卷心菜、黄瓜、番茄、甜椒、辣椒、茄子、西葫芦、秋葵、摩洛赫依(黄麻叶)等等。
对扎伊娜布而言，苏尔的这块地已成为她异乡的家园。4月初，她在春雨中漫步在农田里，对我们说：“我觉得这片地就是我自己的，我特别爱它。在这片地上干活的时候，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加坚韧，它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我们会一直留在这儿。”
官僚体系对农民和种子的打压
对扎伊娜布和其他流离失所的农民来说，种子既是他们的生命线，也是对抗以色列生态灭绝的一种方式。然而，2025年秋天，黎巴嫩农业部发布了一份法律草案——《种子、种苗和繁殖材料贸易管理法》。这份备受争议的草案规定，凡是生产、繁殖、留种、包装、运输、储藏或分销种子品种和种苗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先送检，再向政府登记。否则将面临6亿至35亿黎巴嫩镑的罚款，以及1至3年监禁。
卡西姆·佐比是中部贝卡地区萨阿德纳耶勒的一位果蔬豆类农民。他种自留的本地蚕豆、青豌豆和洋葱，也种从种子公司买来的西葫芦和甜椒杂交品种，有时还会从其他农户那里买种子，种一些传家番茄。
2025年12月下旬，《公共源》采访佐比时，一位顾客顺道来他家买巴拉迪蚕豆种子。萨阿德纳耶勒刚下过雨，那是入冬以来第一场像样的雨，农民们都准备好为新一季播种了。这也意味着，佐比终于能靠年初收获的豆类种子赚上一笔了。
种子是佐比收入的主要来源。他更愿意在自家农场上将蚕豆作为种子卖出去，而不是作为鲜豆产品在“希斯贝”批发市场上销售。这类批发菜市场遍布全国，由中间商经营，压价严重，而自己卖种子的利润则要高得多。
黎巴嫩的九家批发市场，一直被农民诟病不公平。批发商采取代销模式，从每笔销售中抽取佣金，运输费用和滞销的损失却全都由农民自己承担。大多数农民拿不到每日的市场价格信息，只能依赖批发商上报的销售数据，这就给了批发商少报利润留下了空子。
扎伊娜布说，她也不喜欢去“希斯贝”批发市场，因为批发零售商会拿走八成利润，只把两成销售额付给农民。
把晒干的巴拉迪种子卖给其他农户和当地农资商，通常能占佐比收入的近四分之三。这两年，他几乎没卖过新收的鲜豆。“不划算，”他说，“等以后把种子卖掉，至少能保住本钱，不会亏。”
但如果卖自留种子也得向农业部登记，佐比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2024年，他曾试着去农业部登记，好领取偶尔发放的援助和低价农资。可他种的地不是自己的，得一个个去找地主，还要交他负担不起的费用，再加上土地继承权相关的纠纷缠身。折腾到最后，他还是放弃了登记。
我们采访的其他几位农民，也同样没能登记领取农业部援助。“我们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时间。”扎伊娜布说。
根据草案，农民每六年就得为自己的种子重新登记一次。可如果农民连登记领取平价化肥都做不到，还要求他们给种子品种办理登记，这简直是在强加一项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行政负担。
“我得先去农业部，再把种子送到实验室检测，然后回农业部看能不能通过，还得交费，”扎伊娜布一步步描述道，“连能不能获批都不知道，我们当中又有谁能走完这一整套流程?”
佐比站在贝卡萨阿德纳耶勒的自家田地里
农民们说，登记种子品种在实际操作中的重重困难，长远来看会严重威胁他们的自主权，也会威胁巴拉迪种子的存续。
“我们大概会渐渐放弃这些种子，因为有些公司早就注册了自己的品种，你直接买就行了。我们会彻底变成消费者，不再是生产者。”塞尔日·哈尔福什说。他是“Buzuruna Juzuruna”(意为“我们的种子，我们的根”)的联合创始人，这个团体致力于保存、繁育和分享巴拉迪种子。
“这部新法是为大商贩服务的，”扎伊娜布说，“对我们这些小农户来说，日子就到头了。”
种子管控的法律架构
即便小农户有财力、有时间去登记自己的巴拉迪种子，他们也未必能成功。草案里还有一项内容，被留种者视为更严重的威胁——“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要求，这些是遗传学标准。一个新品种，要按种子法或其他保护植物育种者权益的制度拿到正式登记和保护，就得先达到这些标准。具体来说，它得和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特异性)、种出来的植株要足够一致(一致性)，并且在各生长周期或世代种植中保持不变(稳定性)。
DUS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培育杂交品种的商业育种者的知识产权。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传家宝种子和传统品种，都达不到DUS的要求。“巴拉迪种子肯定不达标，”哈尔福什说，“作为食物生产者，我们会被迫只能用目录里指定的种子。”
像哈尔福什这样的种子主权活动人士，一直在为保护本地种子多样性而奔走，他们在反对这项法案的行动中，要求删除DUS要求。在与农业部长尼扎尔·哈尼及部里的工作人员、顾问几轮会谈后，草案开头几页里有关DUS的内容被删掉了，但还是悄悄留在了第十二条里。
引入杂交种子市场带来的问题，远不止每年都得重新买种子这么简单。杂交种子虽然初期产量高于巴拉迪种子，却往往更依赖化肥和农药，久而久之还会损害土壤健康。
对进口种子、化肥和农药的依赖，也让黎巴嫩本就依赖进口的食物体系更加脆弱。农民一般都要通过少数几家寡头农资经销商购买种子，而这些经销商又从被四大企业集团垄断的全球市场进口种子、农药和化肥。
仅在过去六个种植季里，黎巴嫩农民就遭遇了四次种子和化肥价格的冲击：2019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后的全球通胀、2022年乌克兰战争，以及当前的美以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贸易通道受阻。3月2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贸易通道受阻可能使2026年上半年全球化肥价格平均上涨15%至20%。
由于商业进口种子在投放黎巴嫩市场前未经检测，农民们也反映说，进口种子在质量和适应性上存在问题。
“如果政府想帮农民，就该给我们提供巴拉迪种子，”扎伊娜布说，“我们不要那种只能种一次的杂交种子。政府要是拿不出巴拉迪种子和种苗，那就让我们自己来。”
草案确实留了一个例外：“农民为非商业性交换而生产的种子”可以免于登记。但法律对何为“非商业性交换”，界定得很含糊，这让农民随时都可能面临处罚。
像扎伊娜布这样不卖种子的农民，还是会跟邻居们在社区内交换种子，常常是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就算不涉及现金，只要交换的东西有价值，就可能被认定为商业活动。
“根本不存在所谓‘非商业性’的种子活动，”农业经济学家、黎巴嫩农业生态联盟(Agroecology Coalition in Lebanon (ACL))成员坎吉·哈马德说，“除非有明确界定，否则这个非商业例外条款太含糊、太不透明，随时可能让农民面临处罚。”
农业部并未说明将如何处理这类情形。“每当被追问这部法律会怎么影响小农户，农业部的态度都是‘别担心，他们不会受影响’，”哈马德说，“但这话你得抱着很大的信任才敢信，万一以后有企业要求政府收紧种子交换，谁知道政府会不会改口。”
从种子立法到种子管控
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南方各国政府一直面临来自种子公司和全球北方国家的压力，被要求采纳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为蓝本的种子法。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 Convention，下文简称UPOV公约)由欧洲植物育种者于1961年创立，1991年又大幅扩张，为把种子当作私有财产提供了法律蓝本。在已经通过此类法律的国家，农民往往面临被定罪的风险，执法尺度也参差不齐。
根据1991年版UPOV公约，开发或改良某一植物品种的公司可以主张法律保护，获得对该种子长达20至25年的专有权。批评者说，这套框架偏袒商业育种者，把小农世代沿袭的留种做法定为犯罪行为。
2022年4月，突尼斯官员从一位常年分享本地种子的小农户手中没收了约30个品种的种子，把他拘留了几个小时，据说还逼他签了保证书，承诺不再分发种子。据这位农户的朋友透露，官员当时是以卫生和监管规定为由介入的。但这位农户及其支持者认为，这其实是针对本地种子保护和交换活动的恐吓与打压。由于农户们通常不太可能举报类似事件，突尼斯的活动人士怀疑还有更多未曝光的案例。同一年，突尼斯朴门永续协会取消了年度种子分享活动“农民种子节”，理由是担心交换或出售未登记种子会带来法律风险。
后来的几年，协会重启种子节活动，没出什么大事。但跟我们聊过的突尼斯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说，这些经历让他们明白，执法的尺度并不统一，而是凭当时的政治气候而定。只要法律还在，当局想施压或镇压时随时可以动用。专攻食物主权问题的突尼斯研究员亚瑟·苏伊尔米就说：“正因如此，很多人不仅把法律看作直接执法工具，更视为永远悬在这些传统实践头上的威胁。”
在印尼，跨国种业公司的本地子公司也曾依据类似的种子法，起诉农民侵犯知识产权，导致部分农民被判有罪，甚至入狱。
贸易自由化，往往是推动各国采纳和执行种子保护制度的一大动力。比如，埃及和突尼斯分别于2019年和2003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这是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框架时附带的承诺。欧盟自2002年与黎巴嫩签署《欧洲-地中海联系国协定》(Euro-Mediterranean association agreement)以来，就一直在施压黎巴嫩加入UPOV公约，这份协定在2006年才正式生效。
迈克尔·法赫里在担任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期间(2020—2026年)，曾多次敦促各国政府不要把加入UPOV公约作为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的条件，也呼吁从现有协定中删除此类条款。他认为，UPOV公约损害了农民的种子体系，而这个体系对粮食安全、农村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至关重要。在2021年12月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美国和欧盟一直通过贸易协定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批准1991版UPOV公约，并出台与之配套的立法。“这种压力，根本没有给全球南方国家留下真正的选择余地。”
这种压力并不总是摆在明面上的。正如法赫里所说，高收入国家常常借“能力建设”或“技术援助”之名，把现成的植物保护协定强加在小国身上。黎巴嫩的情况是否如此，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2023年黎巴嫩农业部在起草这项法律时，得到了意大利国际地中海高级农学研究中心的技术支持，该中心是一个由13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
2023年至2025年间，地中海高等农艺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dvanced Mediterranean Agronomic Studies (CIHEAM))通过“黎巴嫩种子”项目，与黎巴嫩农业部和黎巴嫩农业研究院(LARI)展开合作。该项目由意大利政府出资，总额100万欧元，旨在“加强黎巴嫩的种子认证体系”，并帮助农民和私营部门采用“经过适当检测的种子”。《公共源》查阅的一封2025年10月的电子邮件显示，农业部称该法律是“与地中海高等农艺研究中心-巴里合作”起草的。
截至目前，黎巴嫩尚未加入拥有77个成员国的UPOV公约，但它的法律草案已采纳了UPOV公约的核心规则。“该草案倾向于走一条以UPOV公约为蓝本的工业化农业路线，”黎巴嫩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HRC))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措辞强硬的意见中写道，“侧重于通过基于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注册认证体系，保护商业育种者的权利，却把传统和本地种子排除在法律框架之外。”
黎巴嫩国家人权委员会虽由政府出资，但依法独立开展人权评估工作。该委员会建议黎巴嫩，“在完成独立的人权及社会经济影响评估之前，不应加入UPOV公约或任何类似的非联合国条约。”
被资本捕获的农业
然而，推动UPOV公约式种子立法的，并非只有外国贸易伙伴。在埃及，本土种子公司和出口游说团体推动了2019年加入UPOV公约的进程。“本土种子公司认为，只要自己能打入埃及市场，充当拜耳这类跨国巨头的中间商，他们就能够从中获利。”研究食物主权的农村社会学家萨克尔·努尔表示。
在黎巴嫩，该法律最突出的支持者之一是阿尼斯·哈达德，他是希德邦公司(Seed Bound)的创始人兼总经理，这是黎巴嫩少数几家从事国际种子生产的企业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哈达德就一直在游说历任农业部长推动种子法通过，他告诉《公共源》：“每年我去跟进的时候，他们就把文件从抽屉里翻出来，送去部里的法律委员会，做一点点修改。”这一局面在农业部长尼扎尔·哈尼上任后发生了转变。“他一当上部长就联系我，说：‘阿尼斯，还记得咱们以前谈过种子法吗?’”哈达德回忆道，“我告诉他，这事我都谈了多少年了。”在2025年11月农业部和地中海高等农艺研究中心-巴里联合举办的种子法草案的全国圆桌会议上，哈尼也公开称赞了哈达德。
哈达德1981年踏入农业商界，曾就职于两大盛极一时的种子公司佩托种子公司(Petoseed)和阿斯格罗公司(Asgrow)。这两家公司后来先后被圣尼斯公司(Seminis)收购，随后被孟山都买下，最终并入拜耳，也就是如今全球最大的商业种子公司，掌握约23%的市场份额。1999年，哈达德和几位同事离开圣尼斯公司，成立了美国美国农艺种子公司(Agriseeds)的黎巴嫩分公司。十年后，美国美国农艺种子公司关闭了黎巴嫩业务，哈达德买下当地法人实体，把它重新命名为希德邦公司。
据哈达德称，国际种子生产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靠黎巴嫩缺乏种子治理框架而获利。他说，如果没有法律保护，企业就可以拿巴拉迪品种进行杂交，然后再卖回给农民。
“我能这么说，因为我自己就参与过。”哈达德说。上世纪80年代，他把巴拉迪黄瓜样本寄给了当时全球蔬菜种子育种界的巨头佩托种子公司。他跑到Msaytbeh最初那家Dabbous店，花10里拉买了一把种子，寄去了佩托种子公司在美国的办公室。公司随后利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杂交品种，又卖回给黎巴嫩农民。
“现在大家种的都是这些杂交种子，叫khyar shamse，”他说，“它是从khyar el-kahhal来的，说白了就是偷来的。”在后续采访中，哈达德又澄清说，严格讲，这种对本土遗传材料的占用并不算偷窃，因为当时没有法律禁止，现在也没有。他辩称，这正是自己现在推动种子法草案的原因。
如今，希德邦公司与全球18个地点的农民和当地种子生产企业合作，生产杂交种子供黎巴嫩国内销售。农民种植来自新西兰(红甜菜)、美国(豆类)、印度、秘鲁、厄瓜多尔、泰国和中国的种子作物。
根据作物类型不同，农民在大田里通过蜜蜂或人工方式进行授粉，这一工序又费人工又讲技术。收获后，种植者把种子送到黎巴嫩清理，希德邦公司再把它们运去美国做基因检测，最后运回黎巴嫩销售。
据哈达德称，希德邦公司无法与黎巴嫩农民合作，因为没有法律框架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他口中的“基因所有权”。他还提到了土地限制和气候方面的考虑。
不过，哈达德设想，如果这项法律通过，他会把公司部分种子生产转移到黎巴嫩。他设想的核心，是把农民从独立生产者变成合同种植户，也就是农民事先讲好条件，为特定买家生产某种作物或牲畜。
在哈达德想象的未来里，黎巴嫩农民将会为像先正达这样的全球公司种植种子——先正达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农药生产商，也是第三大种子生产商。“他们为什么非要去印度跟农民签合同来生产种子?”他说，“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吸引到这儿来。这样一来，农民就有合同农业可做，报酬也有保障了。”
合同农业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模式能减少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但实际上，合同安排会带来其他变数，比如肥料成本，还会让农民在自家的土地沦为雇工，被迫在选种、用什么化学投入品、怎么种这些事上都听公司的。
在印度，研究人员发现，百事公司与势单力薄的小土豆种植者签的合同非常不公平，农民在价格和生产上几乎没有谈判筹码。在西孟加拉邦，跟百事公司签的承包农业协议，逼得小农户更频繁地求助于当地高利贷，还得以更高的利率去买化学投入品和机械。农民们表示，比起自己单干时要面对的市场波动，百事公司能以质量控制为由拒收他们产品的这种权利，反而让他们压力更大。
被精心保存的种子
这种权力不对等，让独立农民对这类合同心存警惕。2020年，印度政府通过了三项有争议的农业法，其中就包括扩大合同农业的内容，农民们由此发起了近年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经过农民们16个月的抗争，期间至少有9人丧生，这些法律最终被废除(不过到了2025年，在几家主要种子公司的游说下，印度政府又悄悄出台了一项新的种子法草案。)。【点击标题《莫迪农业法案再惹数万农民游行，抗议印度农业自由化》可以详细了解印度农民的抗争】
当我们向哈达德问起与实力雄厚的巨头企业签约会给农户带来哪些伤害，并提出农民的种种担忧时，他表示，农民、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都是被“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政客操纵了，这些政客根本不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译者注：“深层国家”指的是一国的官僚体系、情报机构、军方及幕后利益集团。】“没人希望由政府部门来掌控局面，”他说，“他们要的就是乱。”
实际上，我们采访的农民和活动人士并不反对监管。他们也希望能种子质量管控能更严格些，不管本地种子还是进口种子都一样，同时也希望有办法打击虚假广告。但他们所期望的法律框架，应该是能保护农民权利、鼓励大家保存本地种子的，而不是把农民变成替跨国公司种杂交种子的零工。
哈达德说，希德邦公司不一定会从法律草案中受益，因为公司目前在没有太多监管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良好。但他紧接着又指出，只要黎巴嫩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种子生产市场，就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科研资金，投入杂交种子的开发。
哈达德直言，本地种子简直“一团糟”，因为它们“基因不纯”，本地西红柿是“垃圾”，而这项法律草案能帮农民种出更好的产品。“你们说的那些小农户，比如山里的老人，我们应该帮助他，”哈达德说：“他的种子品种在退化，却没人帮忙。我们需要去教育他、指导他、帮他跟上时代，让他明白，就算是本地品种，背后也得讲科学。 ”
跟我们聊过的农民早就深感无力，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中间商掌控着定价权和大部分利润。他们担心，一旦这部法律通过，自己会变得更加身不由己。贝卡的农民萨利姆·阿兹瓦克说，“照这项法律搞十年，农民将一无所有，只会变成那些跨国公司正在发明的一堆机器里的其中之一。”
对阿兹瓦克而言，本地种子与农民的自主权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种子登记绝不只是个监管问题，而是农业领域一场更深层变革的一部分，那就是从社群共同管理，转向跨国巨头的全面掌控。
“我们的本地种子，跟他们硬要塞给我们、强制登记的那些种子，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种子本该属于公共资源，就像氧气、空气和水一样，”阿兹瓦克说，“他们那些种子攥在自己手里，只会用滴管一点点施舍给我们。这是一场武器的战争，也是一场饥饿的战争。”
去年12月，黎巴嫩农业运动组织举办了一场讨论这份法案草案的公众集会，会上一位发言人的话，精准道出了全场的心声：“这是一场通过种子发动的、针对生命的无声战争。”
以色列对食物主权的摧残
这场针对黎巴嫩农民及其种子的法律围剿，恰恰发生在该国食物主权和粮食安全岌岌可危的时刻。以色列对一切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发动的全面战争，已经让马赫迪一家这样的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陷入了生态灭绝和军事占领的恶性循环。
据“公共工程”工作室自2023年10月起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的每日记录，以色列已将黎巴嫩的农业领域列为核心打击目标。以色列军队曾在农田、牲畜和家禽身上大肆投放白磷弹，蓄意瓦解那些靠土地为生的南方居民的抵抗意志。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以色列已经破坏了“南方冲突区”内近四分之一的农田，南方仍有78%的农民处于背井离乡的状态。“公共工程”工作室直言：“这就是蓄意为之的农业灭绝和生态屠杀。”
就像在加沙一样，以色列的袭击也多次破坏了黎巴嫩的关键水利基础设施。今年二月，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农田上空喷洒了草甘膦。这是一种会摧毁植被、毒化土壤的除草剂。它还与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健康问题有关。
在黎巴嫩南部，农业产值最高能占到当地GDP的80%。黎巴嫩农业运动组织表示，以色列军队正是通过摧毁农业，来破坏整个地区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这个食物主权倡导组织称，以色列军队已毁坏、烧毁或掠夺了4.7万棵橄榄树，导致34万头牲畜死亡。
以色列的战火，同样波及了那些土地并未直接遭殃的农民。贝卡谷地占黎巴嫩农业总面积的42%，这里的农民虽然在2023至2024年的连番轰炸中幸免于难，但在黎巴嫩单方面遵守停火协议期间，依然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和市场动荡，如今仍在苦苦挣扎。
为了避免农产品过剩卖不出去，佐比缩减了产量，收入也随之锐减。通常他会在同一块地里种两季、收两季。他会先早早种下一批蚕豆，用卖蚕豆的收益来支付人工、化肥、重油、以及因降雨不足而增加的灌溉费用，还有种其他蔬菜要用的进口杂交种子。【译者注：黎巴嫩国家电网每天仅能供电几个小时，居民和企业靠“社区私人发电机”补足用电缺口。同时，在黎巴嫩山脉和贝卡谷地等高海拔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重油也是当地人锅炉取暖的主要燃料。】第二季的收成，通常才是他真正赚钱的地方。然而去年，他在收完第一批作物后就没再种了。
战争爆发前，他还会把豌豆种子卖给南方的农民，而现在几乎做不成这笔生意了。把农产品运到不同市场，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大难题。他说，就算好不容易把货运到了市场，人们买得也比以前少多了，大家都只买生活必需品。
据黎巴嫩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最新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报告给出的预测，黎巴嫩将有约124万人陷入“危机”级别的粮食不安全，这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这个级别，家庭已经无法稳定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可能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数量与质量，甚至要靠不吃饭或借债来维持生活。其中风险最高的群体，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难民、2024年12月后从叙利亚流入的难民，以及宾特朱拜勒、马尔亚云、苏尔和纳巴蒂耶等遭到猛烈轰炸地区的居民，其次是巴尔贝克-希尔米勒地区的居民。
经济学家和粮食专家警告说，如果占全国农业产值约四分之一的南方地区，与其他地区被彻底切断联系，如果以色列夺取了利塔尼河的用水控制权【译者注：利塔尼河是黎巴嫩境内最长的河流，也是南部农业最重要的灌溉水源】，或者以色列像2006年那样，把袭击目标对准机场、阻止船只在贝鲁特港靠岸，对黎巴嫩实施全面封锁，黎巴嫩的粮食安全状况都可能急剧恶化。
黎巴嫩虽然自身生产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但小麦这类核心主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这让它在面对封锁或全球粮食市场动荡时格外脆弱。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黎巴嫩86%的小麦都依赖从黑海地区进口。
以色列的轰炸，也威胁着黎巴嫩的中央种子库。2024年9月，位于贝卡谷地中心地带里亚克镇的黎巴嫩农业研究院(LARI)，因邻近的以色列空袭而受损。这家机构通过黎巴嫩国家基因库，保存并记录本地植物的遗传资源，避免这些本地品种走向灭绝。像黎巴嫩农业运动这样的本地组织，也把种子品种存放在这里，目前馆藏已超过2000种本土种子品种。
目前，该种子库本身幸免于难，没有受到直接破坏。库中的种子在英国和挪威都留有备份，已登记品种的副本则存放于黎巴嫩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种子库之一。然而，整个2024年10月，以色列的空袭多次落在贝卡中部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设施附近。
过去二十年的战争，一再让种子库和种子收藏陷入险境。2003年，美军的一次轰炸摧毁了伊拉克国家种子库，该国众多传承上千年的种子品种也一同化为灰烬。2012年，叙利亚武装分子占领了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迫使它从阿勒颇迁至贝鲁特。去年7月，以色列军队又用推土机铲平了西岸唯一一座种子库的良种繁育基地。这座种子库保存着70多种本土原生种子，其中不少品种在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已经绝迹。
在种子库沦为军事目标的地区，食物主权活动人士长久以来呼吁的种子去中心化保存，如今已关乎生死存亡。黎巴嫩农业运动组织援引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种子库被毁的事实，指出“扩大本地种子储备对捍卫我们的主权至关重要”。
黎巴嫩农业生态联盟(ACL)成员、贝鲁特非营利机构“群山”组织的研究员科琳娜·贾布尔认为，要建立更能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食物体系，每个农场、农场联合体或地方政府都应该维护一个或多个种子库，并获得国家在种子扩繁方面的支持。
阿里把种子副本存放在不同地点。每次收获后，他都会为来年留好种子，把收成分成若干批，藏在各处。“万一一栋楼被炸了，里面的种子没了，”他说，“或许上天会保住另一栋楼。”
种子法：灾难资本主义的工具
以色列对食物主权的战争，让一件事变得空前紧迫：要增强黎巴嫩食物体系的韧性，就必须支持小农户，鼓励在全国范围内保存和扩繁种子。
但批评者认为，黎巴嫩政府走的是灾难资本主义的路子，也就是利用危机来巩固企业对资源的掌控。差不多就在传阅种子法草案的同时，政府还重启了一批同样会影响食物主权的立法，涉及渔业、养蜂、植物遗传资源和劳动等领域。
萨拉·萨卢姆是黎巴嫩农业运动组织的主席，一直在跟进这些法律的进展，也参加农业部的会议。她说，最令她警觉的，是本届政府正强行推动一批充满争议的法律。“这届政府任期本来就短，却以这么大的决心和速度强推这些法律，我觉得这对黎巴嫩非常危险，因为国家眼下最该做的是自保，”她说，“而不是让本国资源流失得更多。”
种子法草案最早于2021年提出，正值黎巴嫩货币崩溃，粮食价格危机最严峻之际。据希德邦公司组织成员哈达德在接受《法律议程》采访时透露，该法案由议会农业与旅游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阿尤布·赫迈德提出，该议员正是哈达德的朋友。
战后强推争议性种子法，早有先例。这部法律如果通过，也不会是头一回。
2004年，在英美占领伊拉克、美国摧毁该国种子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临时当局签发了第81号命令。这是一项偏向于商业种子体系、限制农民传统留种做法的植物品种保护规定。第81号命令后来被纳入伊拉克国内立法，也就是2012年的第50号种子法和2013年的第15号种子法。这一举动进一步巩固了私营育种者的权利，同时将农民的非正式种子体系推向了边缘。
对于像扎伊娜布这样身处以色列生态灭绝前线的农民来说，黎巴嫩这项拟议中的法律，只会让本已难以为继的处境雪上加霜。她向黎巴嫩政府发问：“以色列夺走了一半，现在你们还要夺走另外一半吗，政府老爷?”
种子主权：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抵抗
2026年4月1日，忙碌了一整天后，扎伊娜布独自绕着“苏尔种子”地块散了一圈步。她给我们发来了生菜和向日葵盛开的照片。在她发来的一段语音里，背景中以色列战机的轰鸣和鸟鸣声混在一起。
“今天，我收了200棵生菜和200把洋葱，”她说，“很快就要收白卷心菜了，红卷心菜已经收完了。蚕豆还有一些，豌豆刚刚采完。”
加入“苏尔种子”计划两年后，扎伊娜布再也不用去买种子了。在和她一起劳作的农民们的帮助下，她靠那10杜纳姆(约2.5英亩)的土地养活了三千多人：斋月期间，他们为当地一家施粥所供应新鲜蔬菜，也给城里的学校和收容所送菜。
扎伊娜布正打算把她的种子分享给南部的农户，好让战争结束后，他们能重新耕种自家的地。她说：“我们现在是从头再来，一点一点把巴拉迪种子收集起来，就为了有一天能回去，重新让黎巴嫩恢复生机，特别是南部。我们要把果树和蔬菜都重新种起来，全用巴拉迪种子，不用杂交的。”
在这次战事冲突升级之前，她哥哥阿里一连跑了好几趟纳古拉，就为了把家里的房子修好，眼看着就要完工了。
“等我一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就去种地。”今年一月，他在家乡对我们这样说。如今，他不确定自己重建的房子是不是还在;那里已经太危险，回不去了。最近的炮击摧毁了他们那条街上的房屋。“那边一直在交火。我们的地也被推平了。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果园和农田全毁了，现在根本没法再种了。”阿里在4月1日说。
尽管如此，他依然抱着希望，盼着有一天能回去，让土地重获生机。“土地就是一切，”他说，“土地养育你，塑造你，教育你，让你成为真正的人。”“真主保佑，我们会重返纳古拉，把家园重建起来，把树重新种上，把它变成一个比以前更美的乐园。”扎伊娜布说。
随着战争局势不断升级，食物主权活动人士已将重心转向紧急救援，比如在避难所开办厨房、设立中央厨房，为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供餐。他们还通过两种方式支持小农户：一是向仍有能力耕种的人采购，二是为失去生计的人提供直接资助。
扎伊娜布已经开始为夏季种植季做准备：甜椒、辣椒、番茄、西葫芦、豇豆、秋葵、摩洛赫依(黄麻叶)、黄瓜、亚美尼亚黄瓜，还有两种茄子，姆达巴尔茄子和长茄子。这些大多是她去年留下的种子。
“今天，我们周围的炮击很猛烈。身边几个姑娘都有点害怕。我跟她们说：‘你们是这片土地的女儿，不用害怕……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们坚韧又顽强。’她们笑了，说我说得对。”她在语音消息里说，笑意从声音里透了出来。
“当然，害怕还是有的，”她接着说，“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不知道以色列军队会不会逼近……真主保佑，我们的小伙子们会挡住他们，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对他们满怀信心。”
“我们也是抵抗者。种地就是在生产粮食，让人活下去、坚持下去。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大事。我们在抵抗，和抵抗运动一起……是这片土地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敌人面前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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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The public soure
原文链接：
https://thepublicsource.org/seeds-food-sovereignty-lebanon
原标题：“A Silent War on Life”: The Fight for Lebanon’s Land and Seeds |